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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任驻美大使经济困顿为省钱一度把烟戒了

2019.06.30 来源: 浏览:0次

1938—1942年,胡适担任驻美大使,为中国的抗战寻求美国朝野的支持。在书信和日记中,他多次提到过这一时期的生活情况,其中就包括个人的收支情况。对他这一期间的个人收支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,也许会有助于更多地了解胡适的个人品质。

胡适是一个精明人。无论是在学问方面还是政治方面,他都做得游刃有余。不过,在钱财方面,胡适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“精明”。据说,1921年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到北京拜访胡适,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谈起,原先居住在竹竿巷时胡适的每月薪水都放在一个地方,自己并不过问,家里的帮佣买米买油都是自己拿钱。有一次,可能是帮佣私吞了一部分,竟然出现了短短时间内几人吃掉几担米的现象。不得已之下,江冬秀只好辞掉仆人,自己管理家务。这件事应该颇能说明胡适对钱财的态度和处理方法。

在美国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,每月540美元薪水是他的主要收入。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。但由于驻美大使属于公职,有些开销不需要从个人薪水中支付。胡适曾在与亲友书信中谈到过:“我的日用不需多少钱,所以每月还可以余点钱买书。房子不用我出钱,汽车汽油都是公家开支。”

胡适说他的日用不需要多少钱,这仅仅是指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的生活而言。实际上,他的支出除了要负担自己的日常生活,还要负担家庭的正常开销。在他这个大家庭中,除了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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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清一色的纯消费者。

他在1938年至1942年间的大使任期内,胡适的个人支出主要包括个人日常生活和江冬秀在国内的家庭支出,以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等。另外尚有零碎支出,譬如,给江冬秀买点零用品啦,自己买点茶叶啦等等。再譬如,江冬秀收了很多干女儿,这样一来,作为干爹的胡适少不得给她们买些小礼物。1940年8月13日,他就托人捎了7双袜子、3只钱包和5个粉盒带回国内,分送给干女儿。花费虽不是太多,但总还要花钱的。

胡适此间在个人钱财上的特点是:清、俭、困。

所谓“清”,是指胡适在个人收支上清楚、明白、清廉和公私分明。胡适的清廉有口皆碑。他去世后,梁实秋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:‘大使有一笔特支费,是不需报销的。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,原封缴还国库。他说:“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,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,特支何为?’”梁实秋认为,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,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,别无第三人。

胡适到任后的头两个月未领到薪俸,不得不自己先垫付花销,其中甚至包括使馆其他人员的开支。不久,他又大病一场,花费了将近4000美元,其经济困难可想而知。但尽管如此,他仍然谢绝了孔祥熙汇来的3000美元资助费。在困难面前,胡适总是保持乐观,他曾在信中对妻子说:“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。比起打仗的兵士,比起逃难的人民,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,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。”

还有一件事,也可以说明胡适的“清”。胡适卸任后,孔祥熙以为他可能比较困窘,所以想资助他一下。但胡适却回信说:“弟到任之日,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,公费由馆员两人负责开支。四年来每有不足,均实报请部补发。弟俸给所余,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。”

所谓“俭”,是指胡适在个人支出方面的节约、俭朴。胡适出身于安徽望族,可以说自小衣食无虑,而且受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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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文明的熏陶,也见识过欧美权贵的享受,但他在生活方面却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品质。这一点从他在美国期间的生活中体现得格外明显。在美国,他总是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开支,无论是公款还是私款,能节约一分就节约一分。如出门公干,为了省下门前叫车要付的小费,他都是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车。江冬秀给他寄衣服,他写信告诉妻子,自己的一些衣服没舍得,还都很新,不要寄太多的衣服。如果说一个穷得身无分文的人这样做,是完全应该的,但以胡适的身份和名望,却能够节省到这种程度,不浪费一分钱,实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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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难能可贵。

所谓“困”,是指胡适个人经济的穷困。任大使期间,胡适的月薪是540美元。这540美元除了满足自己的必要开支,还要寄回国内供养老婆和孩子,所以花起来很是拮据。倘若再有个大病小灾,情况就更加困难。胡适刚到美国,就因病欠下4000美元的债务,不久长子胡祖望来美留学又需要一大笔费用,结果弄得他为钱所困。1941年4月,胡祖望在美尚有一年半才能完成学业,第三个孩子胡思杜又将赴美求学,再加上江冬秀在国内开支颇大,胡适甚感经济紧张。所以他除了让胡思杜到消费较低的美国中部的大学就读,以节省费用外,自己也“设法子去卖文章或卖演讲,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”,并且说“我从现在起,要替他储蓄一笔学费。凡我在外面讲演或卖文字收入的钱,都存在这个储蓄户头,作为小儿子求学的费用”。在一般意义上,穷困也许意味着无能,意味着耻辱,但在胡适身上,这种穷困却是一种无穷的动力。

从1938年到1939年是胡适经济上最为困难的时候。使馆要正常运转,但又一下子领不到经费;生病住院一下子又花掉了他大半年的薪俸;家里需要补贴;孩子上学需要交费。一笔笔大花销逼得胡适不得不去借债。一时间,债台高筑,为了偿还债务、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,胡适用了许多办法。首先是多方暗示妻子,在家要一切从简。他在1939年9月21日和1941年4月10日两次给妻子写信,都间接地透露出了家用开支太大的问题,并暗示她尽量减少家用,以缓困境。其次是尽量压缩自己的个人开支。众所周知,胡适一度嗜好烟茶。在家书中,他曾多次要妻子寄茶叶到美国,多时达40斤,少时亦有10余瓶,但是为了节省,不喝太贵的茶叶。他曾在信中对江冬秀说:“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,不必要顶贵的。”到美国后,一方面由于病情,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节省支出,胡适也一度把烟戒掉。第三是设法降低往来汇寄费用。1935年6月25日,胡适写信给妻子,让她把北平的部分书运到美国。为了节省运费,并告诫要用Freight方式装运,因为这样“运费不至太贵”。至于从美国给妻子买东西,则都是请人顺便捎回,以减免汇寄费用。在寄钱问题上,胡适更是下了一番脑筋,思考如何降低寄费。先是通过“中基会”汇转,后又寄美元回国。但这两种方法成本都比较高,于是又改为请人捎带回国。第四,尽量买便宜、实用的物件给妻子。胡适给妻子买过的东西有西洋参和袜子等。西洋参只寄过两次,多数寄的是袜子。袜子既实用又便宜。

总之,从个人经济的角度来说,胡适在美生涯是艰辛而又苦涩的。他没有把这个在别人看来是肥缺的职位当作敛财的机会,而是想尽各种办法,尽可能地自己解决经济困难。这种选择虽然苦涩,但胡适的人格却因此而更加具有魅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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